袁姓男孩起名气质高雅俩字，袁姓男孩起名气质高雅洋气？

我的袁家庄

作者 | 陈永明

月是故乡明，茶是家乡的好，水是家乡的甜,人是家乡的亲。——题记

一

袁家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生中除了在外求学的四年，其余时间都是生活和工作在袁家庄。我们家也算是地地道道的袁家庄人，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袁家庄人了。从民国十五年（1926）佛坪县城从佛爷坪迁入袁家庄，我曾祖父以及我祖父一家，随着搬迁的大批民众，带着自己的衣服细软之类的包裹来到袁家庄，已经快一百年了。

民国十年（1921）至民国十八年（1929），秦岭深山，匪患猖獗。民国十一年（1922），悍匪南郑人郧天禄率100多土匪，抢劫了老县城，在县衙门抓住了两任正在交接工作的县知事（县长）张治和车正轨，并在财神岭将二人杀害。继任县知事户县人孙培经，虽勤政清廉，然，两年内又多次遭匪祸，在省长公署派员视察中发现他未抓教育被免职。接任县知事安徽人吴其昌，见匪事频发，吓得不敢去县城佛爷坪上任，盘桓在袁家庄县佐处办公，后来反复请示省长公署，干脆将佛坪县城搬迁到袁家庄。

那次匪祸，我的高祖父不听家人劝说坚持看家，也被土匪所害。匪徒离开老县城10多天后，曾祖父才在城外的菜地里找到他的尸体，忍住悲痛，找人帮忙，抬着棺椁，翻山越岭，葬在了九池坝（今洋县境内），请托当地的一家门族人照看，撇下了在老县城的中心位置、县城中最漂亮的宅子，离开了他们伤心之地，来到150多里开外的袁家庄，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县城。

2002年6月3日，我与两个兄弟三家人，由三姐夫驾着车专门回访了老县城。带着礼物找到了找到当地一位年近九旬的孙老先生，他仍记得我们陈家的住宅和我曾祖母的坟茔所在地，我们带着纸钱、香烛在孙老先生的指引下，出厅城东门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曾祖母的墓地，一行八人跪在坟头前，燃香焚纸钱，诉说我们这些不孝后人，70多年后第一次来祭祀她。这也了却了我父母的一桩心愿。原来我陈家的老宅子，在大集体时作为老县城村的合作医疗站用房，后来老县城的人越来越少，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因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

期间听孙老先生说的，我们陈家在老县城居住时共有20多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三年（1880）前后，我高祖父和兄弟二人结伴，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德胜，一路向北走出了大巴山，步行近千里，来到大秦岭佛坪厅城安了家。高祖父在厅衙门里谋得一职，其弟为草药大夫，常上太白山采药，有一年夏秋之交上太白山，天气突变降了大雪，下山的路上给冻死了。高祖父省吃俭用，在厅城里建了一院房屋，还送曾祖父进了学堂读书，后考取了前清的秀才，被大户人家请去在私塾学堂授徒教书，并亲自教授祖父读书，后送祖父入汉中师范求学。

到了新县城袁家庄，先在王家湾租了一处房屋，居住了一段时日。当时袁家庄有“金李刘程”四大家族，其中金家因吸大烟和赌博，己成败落之势，几个院子的房屋因无了后人继承，先后都变卖了，我们陈家就买了街后头一处三合院房屋安家。那时的县政府只设了民财建教四科，财政科为第二科，祖父在财政科先谋得一份差事，先后在财政科当科员，后为科长。县政府办公场所紧缺，财政科就设在我们陈家院子，渐渐地将我家住的地方，就叫成了“陈家二科”。20年前上了年纪的人问起我家住在何处？我说“街后头”，他便说：“就是陈家二科吧？”五年前我到银厂沟村去采访佛坪县非遗传人（唱山歌）吴大明，他还问到我是哪里人，离陈家二科有多远？

二

作为地名的袁家庄，地处椒溪河以东、庙垭梁以西、北靠卧牛湾、南抵王八砭，这一两山夹峙的山谷。卧牛湾、王八砭皆石崖，石崖下为大水潭。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出资，从王八砭石崖中间开凿出一条三米多宽的路。而卧牛湾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修筑108国道时，才炸开了一条通道，这之前两处通行都要先上到崖顶再从崖顶下来，过往行人极为不便。

这处地方为何叫袁家庄呢？前不久西安来了几位研究地名的专家，询问地名来历，有人介绍找到我，我还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知道早年间一袁姓人家，最早来到这里“插占为业”（插根竹竿这地方就占为己有），这块地方就成了袁家的了，后来的人就叫成了袁家庄。那问题是袁家庄的袁家从何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是从哪儿来的？

虽说佛坪秦岭博物馆里摆放着七把石斧，佐证了袁家庄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但近代人类在袁家庄定居，应该从有了这个地名开始的。袁家庄的老户中，已无袁姓人家了。据老人们说，现在县政府驻地这一块是建国后新建的，在建的过程中有多座坟墓，还有墓碑，大都是袁姓人家的，在修建的房屋时都给毁了，现已无从考证。据说袁姓人家早在清初康熙年间，是由湖北的黄州移民而来，那时“湖广填四川，四川填陕西”时，有许多家族来自湖北，在今老街上街靠山一侧，曾建有黄州会馆，解放后成为县上银行的办公地点。那个黄州会馆就是袁家牵头、出了大部分资金筹建的。袁家到了民国初年，家中人丁不发，只养了三个女儿。同一家门户族的一支人，原定居在佛坪老县城，在县城搬迁中也来到了袁家庄，其中一家的男丁就过继给袁家，顶了袁家的门户，但袁豙衰落无可挽回，后来也去了东岳殿。现在的东岳殿袁家与袁家庄就有了些渊源。

三

作为县城的袁家庄，在解放前主要是指现在的这条老街，南北走向，南端在凉桥庙垭沟口，北端在北门，东边依山建有房屋，西边半边房屋大多是吊脚楼，吊脚楼下有堰渠，灌溉老街背后以及梁桥以南几百亩的田地，中街刘家有水磨坊，专门给居民加工粮食的水磨也是用这条堰渠的水。那是街道两侧多为板壁墙的瓦房，一家挨着一家，农历的每月三六九逢场，家家户户都做生意，每遇逢场，四乡八里的村民赶集的人很多，五百多米长的街道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老字号铺面多，街上甚是热闹。这一风俗一直到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逐渐消失，特别是到了1969年，因担心影响农村集体生产劳动，而彻底被取消。

凉桥以北约70米，以及凉桥以南的新街和县政府，都是建国以后陆续新建的。从北向南新建的有：县税务局、县粮站、红旗药店、县农行、县邮电局、县联社、县医院、佛坪中学（后为袁家庄小学）……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凉桥以北靠西面一段的村民迁走拆除，建起了县百货公司、县副食品公司、工农兵饭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拆除了县政府前面的近200年历史的关帝庙、大戏楼，将关帝庙内的文化馆、县文工团、电影放映队迁出，建起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随着县城的骨架不断拉大，县城还包括了黄家湾和塘湾。行政区划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在人民公社期间，袁家庄、黄家湾、塘湾同属袁家庄公社中心大队所辖。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没立了袁家庄镇，原中心大队分为袁家庄村、黄家湾村和塘湾村。

1971年县上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把中心大队除了第七生产队以外，其余的六个生产队改为蔬菜队。我家所属的第二生产队在袁家庄的田地，随着县上一些单位新建和扩建全部征用了。生产队130多口人，就靠在黄家湾所剩下的30多亩田地来种蔬菜来生活了。说真的自改为蔬菜队后，每月每人的口粮由县粮站供应，虽供应的粮食为稻谷、小麦和苞谷，都需要回家重新加工，口粮标准也比县城吃商品粮的居民标准低了许多，但总算口粮有了保障，比过去种粮食强了许多，家中再未出现过断粮的状况。

四

袁家庄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老街被称为红军街。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从被敌人围剿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3月4日，转战中打下了佛坪县城袁家庄，在此休整了三天，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杀了恶霸劣绅，打开了粮仓，把18,000多斤粮食分给穷苦民众，部队也就得了给养。当时红军就是从我家后面的庙垭沟，攻击县城袁家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吴唤先、徐海东、程子华就是从我家门前进入县城的。2900多名红军战士，在春寒料峭的季节，不打扰民众，三个晚上都是睡在老街居民的屋檐下，满街住的都是红军战士，红二十五军军部就设在关帝庙的戏楼下。

1935年11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去了陕北后，新组建的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师长陈先瑞的率领下，经过激战再一次打下佛坪县城袁家庄，在关帝庙戏楼前召开大会，杀了地主家的猪摆宴席请民众，有16名热血青年当场参加红军。这次攻打袁家庄他们走的还是上次红二十五军打袁家庄的路，我家门前再一次留下了红色的脚印。

1936年2月刚过春节，红七十四师从关中户县转战于佛坪县，翻越大雪封山的秦岭，直奔袁家庄而来。由袁家庄北门直接攻下了县城。有了前两次红军攻打袁家庄的历史，吓得国民党县政府及民团逃之夭夭。同年8月红七十四师一部，在孙光营长的率领下从洋县金水而来，在袁家庄东侧山梁德胜寨歼灭了敌军一部，挥师北上，翻越天华山，抵达蓝田县与红七十四师主力会合。

红军四次打下县城袁家庄，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得到给养补充，继续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这在陕南红色革命斗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袁家庄为革命胜利有重大贡献，佛坪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县”。

五

袁家庄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却是秦岭中部方圆数百里的重镇。因其封闭交通不便，在西安、汉中两地之间，是一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清朝后期太平天国蓝大顺部多次窜扰袁家庄，之前白莲教、“歧郿”起义军多次转战到过袁家庄，朝廷派重兵来镇压，在袁家庄演绎过血腥味极浓地战争场境。

清嘉靖十八年（1813），吴奇、谭桂，张占鳌等人率领伐木解板和炼铁工人聚众起义于岐山、眉县的秦岭山区三才峡，后活动与佛坪厅城以及留坝厅一带，清庭称之为“歧郿厢匪”。同年12月，起义军约五六千人，转战来到袁家庄，汉中镇总兵吴廷刚率部来清剿，两部人马在袁家庄激战。因起义军首领万二轻敌而招致失败。仅此一战，起义军战死3700百多人，至此起义被彻底镇压了（《佛坪乡土志》《佛坪县志》均有记载）。

歧郿义军的首领万二何以会轻敌呢？肯定是清军吴廷刚部的人马没有起义军多。冷兵器时代双方大战，那清军也不会少于3000人吧。清军获胜，虽说是以少胜多，不至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起义军死亡了3700多人，获胜一方死亡人数至少是对方一半，双方加起来死亡人数应在5000人以上，这帐一算，真吓了我一跳。袁家庄这样一块弹丸之地，5000多具尸体摆放在那，那才叫横尸遍地，血流成河啊。那样血腥的场面放到现在也无人敢看，这么多死人葬在了何处呢？可以肯定就在袁家庄附近。可我细想这附近的小山沟我都熟悉，没有能理葬这么多人的地方，也没听老辈人说过曾发现埋5000多人的大坑的事呀？

袁家庄东侧所依的山梁上有两座山寨，北端名曰得胜寨，南端称为橡子寨。我小时候砍柴时上过山寨好多次，都有很高的石围墙，另一面或两面皆为悬崖峭壁。过去听老辈人说山寨多为一些是大户人家，为避匪患而建，有些是土匪占山为王所筑。袁家庄这两处山寨都属后者，并且历史较长，应该为清道光年以前。

民国十一年（1922），杀害两任县知事的匪首郧天禄，行事前就一直藏匿于袁家庄，事发后被民团团总袁家庄人李起江追之宁陕县西河板房沟将其剿灭，郧天禄被擒杀。

民国时期佛坪匪患最严重的阶段，袁家庄绅士李起江筹建民团，自购枪支弹药招兵买马，练兵护民亲任团总，民国十四年（1925）土匪头子任朝举、马义和率匪众1000余人，骚扰袁家庄。民国十五年（1926），四川匪首王栋才率部六百多人，袭扰袁家庄。宁陕土匪刘长柏带领土匪也来骚扰佛坪，先后被李起江招安的招安、剿灭的剿灭，全部平定。为此，民国十六年（1927），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成，为表彰其剿匪功绩，亲书“平匪功高”，并刻制成匾，悬挂于李起江将府上，李亦受民众称赞，口碑甚佳。

六

小时候听老辈人讲，袁家庄地形是一艘船，船头在黄家湾雷达石处，船尾在卧牛湾，县政府后面的山峰就是船的桅杆。怎么会把这个地形比喻成一艘船呢？原来历史上，西面的椒溪河隔几年就要发一次大水，洪水把袁家庄的田地以及一些住户冲毁或冲走，船装满了船就要开走，还说袁家庄历史上就没有很富有的人，发了大财，不做善事，家里就出怪事。

椒溪河是佛坪县境内三条河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配称是佛坪人民的母亲河。袁家庄这块平地，是千万年来椒溪河冲击出来的。平日河水在流过这块平地时，水流平缓，曾形成了卧牛湾滩、柳树潭、王八砭潭，成了天然的游泳场地，成人和小孩整个夏季都喜欢在几个大水潭里游泳、沐浴，椒溪河成了小孩子们的乐园，袁家庄的人没有不会游泳的。河里的野生鱼种类多，肉质细腻，打鱼的、摸鱼的、钓鱼的、端箥箥鱼的，照夜鱼的家家都会，极大地丰富了袁家庄人的餐桌。椒溪河的水，灌溉了袁家庄一河两岸近千亩的良田，这儿算是鱼米之乡。

历史上椒溪河也曾给袁家庄带来过多次灾难。据《佛坪县志》载：清嘉庆十六年（18 12），秋，椒溪河发洪水，冲毁袁家庄关帝庙；道光七年（1827），夏，椒溪河洪水，冲毁房舍，淹没田禾；道光廿九年（1847），夏，椒溪发洪水，灾情严重；光绪廿四年（1898），椒溪河山洪暴涨，冲毁水田，民房，仅其支流沙窝河，纸厂死伤工人11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大雨连绵，山水猛长，冲毁田地，毁坏防宇，伤毙人畜；宣统三年（1911），夏、秋，雨灾，洪水，人畜有淹死者；民国九年（1920） 5月，椒溪河暴涨，沿岸水田多被冲毁。

据说民国十九年（1930），夏，因连日大雨，椒溪河发洪水，洪水差一点将袁家庄淹没，急的县长没了主意，便按民间传说来到河边，设了香案，焚香祷告，现场杀了一只大白公鸡，用他的衣服（官服）包了，连同他的一双鞋（官鞋），一起抛入大水中。也巧了，天上的雨停了，河水再未继续上涨，县城袁家庄保住了，可沿河两岸的水田和房舍还是被毁了许多。

2002年6月9日，椒溪河发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那天晚上几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200多毫米，几条主要街道全部进了水，河堤街半个街道大部分被水冲毁，我们学校的操场也让大水冲走了，全县断电、断水、断通讯，过境公路几乎全毁。全县死亡132人，失踪105人，17个家庭绝户，形成孤儿11人。灾情惊动了国务院，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亲自来袁家庄指导全县救灾和慰问灾民。陕西省长贾治邦乘坐直升飞机来到袁家庄，指挥抢险救灾。

这次灾难后，县上痛定思痛，把河堤街邻河的半边街，残垣断壁的房屋以及只进了水房屋全部拆除了。机关单位，如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城建局，电力局……搬迁到黄家湾重建。投入重金将县城这一段的椒溪河两岸河堤重修了，把河道中的大石头全破碎，从此椒溪河虽年年都发洪水，新建的河堤却将这匹野马彻底驯服了。

七

1985年元月，我分配到佛坪中学工作，到去年底退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整整36年。佛坪中学校址在黄家湾下坝，距我家三里地，大多数时段我都是吃住在家里，早上6:30到校，中午饭和晚饭都是回家吃，晚上学生要上晚自习，我也天天晚上到学校，直到学生下晚自习就寝后才回家。佛坪中学也是我的母校。1976年元月，我初中毕业后没有上成高中，不是我学习不好没考上，而是那时上高中不考试，要靠推荐。我家是地主成分，上高中未能被推荐上。15岁我便回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大都在黄家湾，因此黄家湾注定与我一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上初中时公路刚修通不久，路面虽然还是土路面，但毕竟是10多米宽的马路。椒溪河上面还架起了一座双拱水泥大桥，下晚自习家长不用担心上学孩子的安全。夜晚回家一大群同学同行，20多分钟的路程，不知不觉中就到家了。第二年学校领导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所有学生每人砸石子一立方米，由公路管理段把县城这几公里的路铺成沥青路面。我们要利用课余时间从椒溪河里，把碗口大的石块，用背篓背到学校门前的公路边，用小榔头把石块砸成核桃大的石子。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原来学校领导说，任务完成后给每个学生买个纪念品用于奖励，可到我们毕业时，学校领导换了，也未见给我们兑现承诺。

我在生产队劳动时，黄家湾这一大片菜地分属5个生产队。早上7:30至9:30上早工，然后回家吃早饭，上午10:30至下午3:30又去下地劳动，然后回家吃晌午饭，下午4:30至晚7:30又要下地干活。我最怕上工、下工的路上遇到上学或放学老师和同学，见到他们我心里特别自卑。我经常戴一顶草帽，草帽前沿压低，走在路上也不左顾右盼，避免与他们打招呼。本是读书年龄，而且是班上学习是好的我，却当了农民，家庭出身自己是无法选择的呀。我年龄小无法跟着男人们干重体力活，生产队队长让我跟着一群妇女干手上的活，如拔草、摘菜、间苗、打芽……生产队为了运农家肥，田地当中开了一条拉粪的人力车道。有一天，偏不遇巧，我刚摘了一担菜上了路，遇到教过我地理的夏老师从街上往学校走，他又恰好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我给他让路，他也避我，结果连人带车翻入路下的尿坑（存放农家肥），所幸尿坑里没有粪水，我急忙放下菜担跳下坎去，拉起了夏老师，向他道歉。夏老师笑着对我说：“不怪你，责任在我自己。”让我尴尬不已。

我在佛坪中学任校长期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县也是灾区，学校几栋楼受损，恢复重建期间，上级给我校安排了一大批资金，那三年把我忙的没有节假日，找设计院做规划，把黄家湾100多亩菜地征用了，建了一个标准化的田径运动场，扩建了校园，三年后扩建的校园办了一所初中。我作为项目法人代表抓项目建设，按期高标准完成了恢复重建任务，受到市委表彰奖励。紧接着为创建省级标准化高中，在原来的旧操场处又建了一个球类运动场，建跨国道的高架桥和新校门，抓教学管理，部室建设，校园文化，最后高标准通过省教育厅的评估验收。一次县委书记对我说：“地震后县城变化非常大，而佛佛坪中学的变化尤其大，陈校长应该很有成就感啊！”

是啊，县城袁家庄在不断变化，越来越漂亮了，特别是经过两次灾后重建，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变化最大的当属黄家湾，高楼林立，现代化的气息浓了，短短10年时间有了沧海桑田的感觉。我骄傲，我自豪，为她的巨大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

出我家走20多步就是庙垭沟小溪，沟上有架了一座小桥，跨过小桥，70多米远就到了凉桥。小时候我爱在街上瞎跑，可一到天黑我又最怕回家走这段70多米的路。每次到了凉桥就要驻足，等待有人往街后头去，结成伴才敢回家。以至于十几岁了，一次晚上在关帝庙戏坝看电影《智取威虎山》，这个样板戏我已看了多次，中途睡意来袭，因害怕走这段路，就到围墙边靠在那儿睡着了。原想等电影散场，有人回街后头时可结伴回家，没想到睡得很沉，电影散场了我还在那睡着呢，要不是半夜父亲叫开大门找到我，可能要睡到第二天早上去。回家后父亲狠狠的打了我一顿，好长时间不准我天黑前出门去玩。

前不久一个晚上10点多了，我刚走到凉桥，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从后面走来喊我：“叔叔！”我一见他叫我便说：“叫爷爷，有啥事吗？”“你能不能把我送回家啊？”，我说：“可以，你家住在哪儿？”他手指着我家南边的方向，我说：“你在前面带路，我送你回家。”他家是街后头的租房户，在我家南侧高家梁那一方，尽管住户一家挨着一家，可家家大门紧闭，那段路又没有路灯，别说小孩子，晚上我一人走在那儿心里都会发怵。小孩到了他家门前敲门喊他妈开门。一年轻女子开了门，也没有出来，见我送着也没咋说，我倒先开口了：“这一晚上了，咋让小孩一人上街？”，口气当然带着责怪。她说：“他要了一元钱去买零食，啥时去的，我都不知道。”她在说这话时我走开了，我心里倒不担心小孩遇到野兽或者鬼神之类的东西，可是万人遇到坏人咋办呢？

我小时候为啥怕走这段路呢？有三个原因，一是那时晚上无路灯，过了小桥就是三个很大的石头摞在那儿，我们称这儿“大石包”。其中有一块石头上面平坦，家里经常放在上面晒干菜，有几次上面有带毛和骨渣的野兽粪便，听人说那是狼或豹子的，都是食肉动物，会吃了小孩子。也可能是父母亲不让我晚上乱跑，说这些话来吓唬我的，但那时的确发生过狼吃邻居家猪的事。二是这段路南侧庙垭沟口经过溪水的长期冲刷，沟深达五六米，沟的北边是县政府的围墙，围墙边长着几颗桶粗的皂角树，还有一颗三四人手牵手才能围起来的大梭罗树，阴森森的，看着都渗人。路南侧是县粮站的围墙，这一段路上无一户人家。三是听大人们偏闲传时说梭罗树下的深沟是阴曹地府的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人看到有鬼，一个跃子（空翻）就下去了，接着有人再讲一个这方面的故事来佐证，说得活灵活现，听得我毛骨悚然、头皮发麻，走在那儿就想起这些话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段沟上面用水泥板棚了起来，临街处建了两层楼的凉桥小吃部，后面是县政府建了一栋两层的住宅楼，路南侧是县粮食局建的步步高宾馆，后面又是一栋住宅楼，高家梁上又修了县气象局的住宅楼，住户多了装了路灯，这条路取名为凉桥巷。

从2002年开始，因庙垭沟多次发生泥石流，在沟口这一段上面又盖有楼房，沟内阻塞，泥水流从沟内外溢，造成新街多家商铺被泥石流淤塞而受灾。2008年，县政府将沟上面建的楼全部拆除，将沟拓宽硬化，对这小流域进行的治理，沟口这段上面又用水泥板棚了，路两边栽了樱花树绿化，通夜路灯明亮，街后头也叫成了后街，几乎家家都拆了土坯房，建起了楼房，所有路面全都硬化了，有了街道的样子。

爱你，我的袁家庄！

（插图：佛坪风光，素材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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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陈永明，在报刊及网络发表有散文作品等，出版有散文集《秦岭有情》等四部，现居陕西佛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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