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蝗虫满天飞，梦见蝗虫满天飞到自己身上？

占卜与祭祀是巫术仪式的两大支柱。凡占卜必要献祭，献祭时亦常占卜。献祭是通过供奉牺牲的方式讨好神灵，占卜是通过技术规则的方法来揣测神意，前者重在于安抚、讨好神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后者力图获得神灵的指示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在占卜过程中，动物正是获得神灵启示的重要媒介，是人沟通神灵的重要依据。

动物占卜能够充分体现出人神沟通的痕迹。先秦儒家是否属于宗教仍有不少的争议，但儒家渊源于上古时期的巫术传统却是无疑的。作为巫术的重要方式，占卜在儒家信仰体系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对儒家的天命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考察先秦儒家对待占卜的方式和态度，我们可以了解动物如何影响先秦儒家的信仰方式，也可以从中了解先秦儒家的天命观念。

一、龟甲占卜

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选用兽骨进行占卜。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发现有鹿类肩胛骨，已有灼烧的痕迹，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占卜遗物。山东城子崖遗址、西安客省庄遗址等地均发现有使用兽骨占卜的痕迹。

谢端用指出“卜骨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据日本学者藤野岩友考察，占卜的兽骨主要有羊、牛、猪、鹿、鸡、虎以及龟甲等，其中尤以羊、牛、猪、鹿等动物的肩胛骨为主。

在商以前主要是使用牛肩胛骨，至商代，牛骨和龟甲占卜并用。后来，龟甲由于其特殊的材质而逐渐成为重要的占卜工具。就原理而言，占卜是通过灼烧兽骨的方式，观察兽骨的变化而推断吉凶祸福，而龟占则是通过钻或凿的方法，观察龟甲的纹样，依此而推定吉凶祸福。其实就“视兆”的原理来看，骨占与龟占并无本质区别。进入周代以后，龟卜与蓍法并行，逐渐形成了卜筮体系。

《周易》正是这种卜辞体系的集大成者。《周易》由八卦逐渐推演至六十四圭卜，其形成与发展乃是综合占卜的经验而成的。卦象、爻辞的系统化、程序化，使占卜吉凶有章可循。就卦象的产生而言，它取法于自然万物，是效法天地万物的结果。

占卜通过观察纹路的样式来判断吉凶，《易传》汲取甲骨纹样变化的思路进而将此扩展到天地鸟兽的花纹，不仅龟的花纹有通神的效果，而且，天地万物的纹样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广义的文能够被狭义的文识别、认知、体会，从而掌握、理解、效法。广义的文成为狭义之文的规则之源，狭义的人文成为广义的宇宙之文的运用。

天地万物之“文”正是圣人取象于天地万物而得到的材料，是易之象者。卦爻即是圣人取象于天地鸟兽的纹样而制定出的一套卜筮体系。《易》卦爻辞中的象征物形象多元，约计有“植物、动物、人物、人体、器物、食物、建筑物、山河原野、气候现象”等九大类，其中以动物取象者共计35卦，占比约为55%。

就取象的动物类别而言，卦爻辞涉及的动物有二十余种，走兽类有马、牛、羊、豕、狐、虎、豹、鼠、鹿，知吉凶”的特征。飞禽类如雉、鸿、隼、鹤、鸡，鳞介类如龙、龟、鮒、贝，昆虫类如虫、虩等等。

按取象的场景来看，《易》之取象并不限于烧灼龟甲兽骨所得的纹样，而且也包括其他动物的皮毛纹样乃至动物的生活习性等等：直接取动物纹样者，如《革》卦取虎豹之纹样变化；取动物的生活习性者，如《乾卦》以龙的上升下降的不同而推测事物的吉凶。《渐》卦中鸿渐于干、磐、陆、木、陵、陆的渐进位置变化来谈论变化的过程。

或是取动物的具体事例以占卜，如《履》卦以有人“履虎尾”为象，九二爻为瘸腿者踩到虎尾上被虎咬，是为凶兆，而九四爻则说踩到老虎尾巴，心存畏惧则可保平安，是为吉兆。又如《中孚》卦谓渡江时射中浮出水面的豚鱼，故筮遇此卦则吉。或者是按动物的特性取象。八卦对应八种动物，将八种卦象与八种动物代表的文化含义相联系，如取马之行健象征乾，以牛之柔顺载物象征坤。

《易》通过动物取象，可以展现动物多元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思维模式与《诗经》之比兴相类似。在圣人看来，鸟兽的花纹就像龟甲上的纹路一样，都是可资取法的对象。圣人观察动物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等等自然现象，并将动物的行为与人类社会相联系，通过这种程序的转换，鸟兽之“文”就能超越自然的意义而具有社会之“文”的作用。

这种社会之“文”逐渐取代了龟甲的纹理，通天地人道的作用逐渐取代了通天地鬼神的作用。这种由龟甲的纹理向鸟兽之文的转变，不仅是取法对象的扩展，取法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取法原理的变革。

古人所谓“观鸟兽之纹”，即是从动物的纹理与生活习性中窥见天道，一方面扩大了取象的范围，比之于龟甲占卜有更多的合理性、更接近自然的地步，另一方面，又促成了类比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

二、动物与占梦术

古人除利用动物骨骼进行占卜外，还对梦境中的动物形象进行解释。梦是人们的一项心理活动，古人认为梦与人类灵魂密切相关。人们在熟睡状态下，灵魂能够离开人的肉体，进行自由的活动。占梦与古代人们的梦魂观念有密切关系。梦占术是根据梦象情况来占卜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法。

胡厚宣根据甲骨卜辞中记录的占梦情况，判断出占梦术在殷商时期已渐成形。甲骨卜辞中记载的梦象主要有人物、鬼怪、走兽、天象、步行、田猎、祭祀等等。其中，动物在梦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考察《甲骨金文合集》，卜辞中所载梦境中的动物主要有麋、兔、死大虎、白牛、鸟、大虎、豕、龙等。殷人认为人能够做梦的原因主要是逝去的先祖在作崇，由此殷王占梦特别注重占问梦境的吉凶情况。

殷人占梦主要通过龟占的方式判断吉凶，很少具体分析梦境的内容和含义，甚至很多卜辞中未记载梦的内容。周代占梦术更进一步深入到具体的梦境中，不仅指出梦的吉凶问题，而且还占问具体的梦象，将梦境与具体的事项相结合，如生育、战事、收成等等。周人将梦见的动物与动物的形象寓意相联系，采用“象征法释梦”，这种解释方法比殷人的直释法更加抽象、系统。

比如说，人们梦到熊罴是生男孩的吉兆，梦到虺蛇是生女孩的吉兆。牧人梦见蝗虫变成了鱼群，是象征年丰时稔的吉兆，梦见龟蛇旐旗变成鹰隼旟旗是象征人丁兴旺的吉兆。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梦的记载愈加丰富，主要有神灵、厉鬼、先祖、日月星辰、虫鱼鸟兽等等。此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梦境中的内容做出历史的解释，乃至对占梦术抱有怀疑的态度。

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殷商时期占梦术的神秘意义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儒家学者就很少论及到梦，更不用说梦与命运的关系。先秦儒家文献中就很少论及到梦境之事，但仍有两则梦境值得深入探索。孔子感叹不再梦见周公，意思是感叹不复见周公之道，正如他遇见麒麟被抓一样，隐喻儒家传道之艰辛。孔子之梦见周公，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神异梦境”，反映了孔子的先知形象及其与巫文化的关系。

孔子梦见自己坐于两楹之间，预示着自己大限将至。这个梦与苏格拉底预测的死亡之梦极其相似。不同的是，孔子不仅预示了死期将至，而且还特意交代这是殷人的丧礼习俗。按照殷人的丧礼习俗，灵柩应当停放在两楹中间，这不同于夏、周之礼。孔子是否能够预料自己临终，实已难考，重要的是，梦境中楹的出现表明殷礼与夏礼、周礼之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出孔子对礼仪的继承与变革。

孔子的梦虽然具有预言的性质，反映出孔子与原始巫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孔子并非通过这种神异的梦境来传达宿命论，而是以梦境来传达对天道的理解。这就使梦境具有了深层的文化含义。孔子营造的梦境，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对其人生境遇的感叹，而应当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背景当中。

与其说是梦与个人命运吉凶的关系，不如说是梦与天命、使命的关系。这不仅反映先秦儒家对占梦术所作出的历史化解释，也反映先秦儒家对天命观念的理解。与殷商时期注重梦与命运的联系不同，战国时期，人们逐渐对梦进行了科学的、心理方面的解释。典型的是庄子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梦的虚幻多变，并且指出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在蝴蝶梦的道化理论中，庄子更是将人与物的梦境相融合，取消人与物的对立差异，解构了梦境的神秘化倾向。受此影响，荀子考察了梦与心的联系，并对梦概念有所总结。

荀子吸收了春秋以来士人对梦所做的心理、科学解释，抛弃了梦魂观念，指出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下产生的一种心灵活动。他通过对心的考察，指出梦并没有神奇怪异之处，人心有乱有静，梦亦随之而有静乱的变化。先秦诸子对梦境的解说，反映殷商以来吉凶祸福观念逐渐被改造成为具有人文特色的思想观念。梦境中的动物，亦由之前占问吉凶的意象而逐渐转化成为具有人文特征意义的形象。

三、动物与占星术

占星术是与天文学密切相关的一种占术，它是“直接根据星象和云气的观察来预言天道吉凶和人事灾异。从'象数'的角度来讲，它主要属于'象'一类。”占星术的起源时间甚早，是伴随着人们对天文气象的认识而产生的。据考察，商代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占星官，至周代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星占体系。保章氏主要负责记录日月星辰的运动轨迹，并且据此观测天下的变化，推断其吉凶祸福。

动物与占星术的关系同样十分紧密。古人在观察星象之时，往往会依照其形象而赋予人物、动物、器物等不同的名称，由此产生了星座。可知，动物星名在星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苍龙还可与白虎、龟蛇、朱雀等构成四灵体系。

在《礼记》中，四灵的说法就已经形成。麟、凤、龟、龙之为四灵，是作为兽、鸟、介、鱼类之长而言的，实含有动物分类的观念。“象天”之意则是说，这种区位划分模式是按照天之四象来划分的。

四灵不仅表示四兽、四方还与四星联系起来，形成了四灵体系。四兽与四方、四星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的宇宙体系，用以解释天象、方位乃至人文思想等等。这种四灵体系不只是表示动物神与天文神崇拜的含义，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特征。这种人文特征在苍龙星象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乾卦》中龙的形象，不少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有规律的星象。

冯时从文字学、龙宿宿名古义等角度指出苍龙星象是传统龙形象的来源。龙起源于星象，是学术界对龙起源方式的重要探索。这一说法指明了动物与星象之间的密切关系。龙的形象虽有可能源于星象，但在《乾》卦的语境中，龙逐渐成为了隐喻君子的符号，体现君子刚健不息的品质。这一独特的文化内涵，最终演化成龙的精神，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动物与星象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十二生肖。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匹配而形成的纪年周期，这十二种动物就是十二禽，即后世俗称的十二生肖。在传世文献中，王充《论衡?物势》篇完整地记录了十二生肖，因受材料的影响，前人多据此认为十二生肖始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近些年来，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亡盗》相继面世，篇中记载了十二禽配合十二支以占卜盗者的方术，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有关十二生肖的考古实物，据此可推测十二生肖的说法大致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地支、动物、人形成统一的系列。

《日书》中将阴阳、人物面貌、颜色、动物、地支、数字紧密联系起来，正是将动物、人类社会、天地融汇到阴阳的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严密周全的宇宙系统，动物遂成为展现这一宇宙图景的重要符号。动物与盗贼相貌特征的关联，使生肖动物逐渐成为反映人类社会特征的文化符号，这成为生肖文化的重要源头。

对于占星术，先秦儒家所论相对较少。荀子主要从气的变化方面力图指出其中的奥妙。荀子指出星坠木鸣是天地阴阳的一种变化形式，有其变化的根据；其次，从出现频率情况来看，自然界的怪异现象只是不常见的现象，人们无需畏惧彷徨；再次，怪异现象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的圣明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荀子以天地阴阳变化来解释怪异的现象，并从心理和政治视角指出人们畏惧天异星变的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斩断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异之间的对应关系，使怪异现象失去了理论基础。

从荀子的论述中，我们大抵可以推知先秦儒家对占星术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兴趣。这一点在动物与占星术的关系中得到佐证。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易》由一种占卜之书，摇身而变成了一本道德经书。

这种变化也给占星术带来了重要影响。《乾卦》中龙的形象可能最先源自于星象，但在儒家的注解中，龙逐渐变而为神兽的形象，并最终成为隐喻君子道德的文化符号。龙从星象到神兽到君子符号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占星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式微，也表明儒家对动物的关注重心是其所反映出来的道德意蕴。